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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陨纤显示的智谋和见识，毫不亚于一个深谙韬略的三军统帅。郝经童年处在战火硝烟的时代，根本没有上学的条件，主要是靠家教与自己奋学而上进的，故他不是科第出身，他弘扬神之妙万物而为言，心之妙众理而为用的道学观。对于行与知的关系，郝经说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他认为行是第一位的，对付那些霸道不缰的人虽众人也而为之易，则天地圣人有不能尽语其固有，则愚夫愚妇非难能也。嗟夫去欲则如拔山，克己则如登天，语之曰有仁焉。郝经不仅不是从赵复那里学得的理学，而且他的学问与赵复所传朱幕理学出入颇大，他甚至有道学祸国论。道学之名立，祸天下后世深矣。其学始盛，祸来氏者百有余年。令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口祸天下必有甚于未氏者。他的学术与诗文北承金而南承宋，由于宋金长期南北隔绝，声教不通，加之士风之不同，地理之差异，于是南北之学之文，各自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之前北方学术与诗文占据主导地位，南北统一虽政治上北方为强势，而学术与文学，则南方为强势。在诗文风气的融合中，南方居于主导位置。于是带有鲜明北方特色的学术与诗文，称为北宗。道不得已为言，言不得已亦道。繇此虽北宗可也。北方诗文，也以区域与承传之不同而分为两支和一个群体：其一以今河北、山西一带文人为主体，其源自元好问一脉而来，以元好问弟子郝经、仰慕元好问且受其影响的刘因为代表，元好问另一弟子王恽、受元好问、郝经、刘因影响的一批北方文人，如卢挚、滕安上为主体，是北宗。学承许衡，文承杨焕，而师法甚至模仿韩愈的姚燧为另一支，其主要成员是姚燧弟子以及受其影响与其文风接近者称之为中州文派。其中如王恽，出生在许衡之乡怀卫一带，出身于东平行台幕府，受教于元好问，以其诗文深受元好问影响，归之北宗诗文作家。元好问在元初北方文坛的宗主地位是无须论证的，他在蒙古灭金后的数十年中，抢救文献，作育人才，不仅使文明一脉不断，且能张大之，使得元初北方之学术与诗文，均蔚然称盛。时人徐世隆为好问文集作序说：自中州？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众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且性乐易，好奖进后进。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是以学者知所指归，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郝经说元好问是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方吾道坏烂，文曜噎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元好问具有抢救文化、延续文脉之自觉，当时后学，也有宗仰元氏、阐扬光大之自觉。他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在元好问影响下形成的元初北宗诗文一派，前人早有认识并有论说。元好问承其鲜卑民族性格，禀北方豪健英杰之气，而又深受传统儒学之涵濡，于是形成其清雄而顿挫，鸿朗而高华，刚柔相济、豪婉兼备的诗文风格。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郝经还说元好问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璧，糅饰丹素。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元好问在金之季世，以其雄视一世的理论与凌云健笔的创作，一洗金中期以来浮艳尖新、好奇尚异之时风，起衰救败，振起斯文。他一方面反对靡弱之风，继承汉魏风骨，推崇中州万古英雄气之慷慨歌谣，赞赏曹刘坐啸虎生风。对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的诗人大加赞赏。另方面，他也欣赏淳真自然平易诗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他推崇陶渊明诗，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元好问主张恢复风雅传统，继承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精神，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反映动乱和苦难的时代，这些精神，也都为元初北方诗坛所继承。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不能置。郝经是元好问在文坛上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承继者，元好问受业于郝经的祖父郝天挺，郝经又是元好问的学生，自幼深受元好问影响。郝经之文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叠出，与元好问文风极其近似，他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而独申己见，左右逢源，其诗文出自元好问而又自具特色，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北方大儒和著名诗人刘因，虽未得亲承元好问之教，但他是在元好问创造的地域与时代诗文风尚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有诗说，晚生恨不见遗山，每诵歌诗必慨然，他哀悼金源文化，有空山夜哭遗山翁之句。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诗才超卓，多豪迈不羁之气，他提倡诗要有风骨，要高古，要富有沉郁悲壮和清刚劲健之气。文奎腾彩忆光临，孺子何知喜嗣音。千金之贵，莫逾于卿相。卿相者一时之权，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锋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泰山，其经也可使泰山散而为微尘。其柄用有如此。况老成渐远，斯文具在后，汝等其勖哉毋替。分明昨夜梦遗山，指授文衡履约间。道必细论能出理，文徒剽窃亦何颜？恽文章源出元好问，故其波澜意度，皆不失前人矩？。诗篇笔力坚浑，亦能嗣响其师。元好问在北方作育人物极富，对郝经寄予厚望，其《赠答郝经伯常》诗云：
故家珠玉自成渊，
重觉英灵赋予偏。
文阵自怜吾已老，
名场谁与子争先？
撑肠正有五千卷，
下笔须论二百年。
莫把青春等闲了，
蔡邕书籍待渠传。
元好问对郝经期望之殷切，这是改改和东儿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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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四章
改改也知道常和元好问交往的那些文人中也有不同于元好问的个性，但他们大都接受了传自南方的朱熹理学，尽管他们学问的基础依然是北方学术，他们的诗文不似元好问那样去写感时触事的伤乱之作。
郝经在诗文中表现出行道于天下的强烈愿望和信心，他孤高峻洁、遗世独立的性格，使其作品满纸清气，但他没有元好问那样丰厚的学养，于是诗文也没有元好问的鸿朗高华。郝经文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重视文之用，由于重视用，便特别强调文章的质与实，反对巧和丽。他的文弊解开宗明义就说，事虚文而弃实用，弊已久矣。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口号有实必有文。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他论文的精神核心是用，由用而强调实，其价值体现在对现实的参与和干预，其检验文章价值的标准是践履与功效。他认为行道是士人为学的终级目的，也是文的目的。夫学所以为道，非志于文而已也。德业积于内，行实加于人，而文章以为华尔。大乱之世，正是文人挺身用世之时。士结发立志，挺身天地岂欲其治而安于享利，乱而安于避祸，治亦无用，乱亦无用，徒乐其生、全其身而已乎。文章工矣，功利急矣，义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无用也。嗟乎！不耕不凿，不蚕缫而衣食者，谓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义而文章者，谓之逐末之士。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峻峭，庄周之雄辩，谷梁之简婉，楚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汉以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扬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公之浑厚，柳宗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贽、李德裕之开济。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矣：欧阳子之正大，苏允明之老健，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开阖，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这是和郝经同代的文人刘因说的，他以欧苏王曾为文章正传，上接唐代韩柳，上推六经四书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汉书，在南宋文章家经过如此艰难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文统，在刘因罗列而出，竟然轻而易举，这也是南北不同的学术背景使然。刘因之文章统绪，也有不同于宋代文章家文统之处，那就是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儒学精神。王恽更以自得有用作为论文的宗旨，其论学有云君子之学，贵乎有用。不志于用，虽曰未学可也。自得者，言其学问之培植，君子之学，必须务本，实有得于心，有益于身心修养，有益于行事，而非割裂剽窃、装点门户。有用即有用于当世，其着眼点是社会的功利性。君子之学之文，要自得有用，是不容易的。文章虽推衍六经，宗述诸子，特言语之工而有理者乎？然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问学贮蓄其穰茹，有渊源，精尚其辞体。为之不辍，务至于圆熟。以自得有用为主，浮艳陈烂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无剽窃捞攘灭裂荒唐之弊。故为之甚难。他推崇平易，反对险怪。以自得有用为主，尽名家而传不朽。若必曰须撑霆裂月，碎破阵敌，穿穴险固者方可为之，则后生晚学，不复敢下笔矣。特别推崇既平易又有用于当世的白居易诗，从有用之文的理论出发，他认为文章也是人生事业的一部分，以为士君子之文章德业，本无二致，然士君子之学文章德业，名为两涂，其实一致。有以事业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传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北宗各家所论，着眼点虽各不同，而归趣则一文要有用。郝经、刘因运用理学的哲学理论研究文学问题，为文学理论的深化作出了贡献。郝经的内游说是针对中国传统文论中江山之助说提出的，尽管他否定江山之助不免偏颇，但他却从精神修养的角度深化了传统的作家修养论。宋人以为文章需要奇气，而这奇气之得来，有赖于作者的游历。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郝经独以理学之眼光加以审视，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如果仅仅是勤于足迹之馀，会于观览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气，仅能发于文辞而不能成事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