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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Ｕ庋做生意可不行。
除了原先定下的电脑和打印机、软件等东西外，李远方根据自己的想法，还挑选了一台数码摄像机和一台数码相机，以及必要的辅助设备。等到王兴安赶了过来的时候，所有东西的配置和价格之类的，他已经和商家谈得差不多了。王兴安没有任何异议，和商家约定了取货和付款之类的细节问题后，就和常永宽谈起了入股的事。
因为两人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常永宽是眼看到能赚钱，而王兴安也感到常永宽将会拉到大量的客户，所以对双方出资和股权的分配这些平时很复杂的事，就像说着玩似的给决定下来了。最后两人商定，由常永宽出三十万并负责装修，王兴安出四十万并提供店面，整个公司注册资金申报为八十万。王梦遥为法人代表，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常永宽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另外百分之三十由李远方以技术入股所占有。
到公司的路上，王兴安对李远方说等会有件事要李远方帮忙说服他那些合伙人。在国内的房地产行业里，新建一个项目，主要的造价都是在地皮的使用费上面，相对而言，建房所需要的建材和其他费用之类占的是小头。在向政府申请项目的时候，土地使用费和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密切相关，建筑物的占地面积越大，土地使用费就越高。所以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按照国内房地产界的惯例，如果当时申报的时候在一定面积里建五栋楼，一般都会建出六栋来，多出来的那一栋，就等于是纯利润了。或者，申报建六层，实际上建七层，多出来的那一层也会成为纯利润。在建好后政府部门来验收的时候做点动作，一般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多建一层，只要不降低每层楼的高度，在打地基的时候打得牢一点，问题倒不是太大，但如果多建一栋，不但容积率受到影响，整个小区的布局也要作很大程度的调整，业主的权益受到很大的侵害，所以国内这几年在这样的事上，开发商和业主之间的法律纠纷特别多。
现在王兴安所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他的一些合作伙伴提出在原设计上多建出两栋楼来，这样一来可以多赚个三四千万，而王兴安和另外一些合作伙伴则不同意，意见双方各占到一半，所以一直不能作最后决定。不同意的，有的是怕到时引起法律纠纷或者政府部门干预。而王兴安的出发点，则是因为原先的设计是一件比较完美的艺术品，如果多建这两栋，就破坏了原先的设计，整个小区的布局将显得很不协调。
王兴安的祖籍在山西，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晋商做生意时所强调的“诚信”二字。虽然前几年为了积累资金也曾经有过报六层建七层的事，但都强调了项目的质量，在建造时完全按照七层的设计进行，不管地基还是别的都一样，不留任何安全隐患，所以赚得要比一般的房地产商少一点。这几年赚了点钱，再加上国家正在搞西部大开发，考虑到和国际接轨的事，越来越觉得“诚信”二字的重要性，已经基本上不做这种事了，所以在这件事上，以他的态度最为坚决。
有种说法，中国近代最有钱的有四类人，山西钱庄的老板、扬州的盐商、长白山的参客、南海的珠商。南海的商人采珠搞外贸，靠的是国家对他们这些地方的特殊政策；长白山的参客卖些皮毛参茸，靠的是地利和拳头；扬州的盐商专营盐业的同时贩卖私盐，靠的是官商勾结；山西钱庄的老板做钱庄生意，靠的仅仅是“诚信”二字。
现在像那些特区之类的地方，政府有特殊的政策，其经营方式类似于南海的珠客，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差异逐渐消除后，这些特殊的政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已经很难说了。前几年说起中国经济发展经常提到广东模式，但现在最被那些政府官员和经济专家推崇的已经是浙江模式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起步的时候，那些靠拳头打天下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因为走投无路靠着拉帮结派也赚了不少钱，但最近几年来，随着法制的健全和打黑力度的加强，这样的人已经很不容易生存了，所以参客模式也不是长久之计。至于官商勾结的盐商模式，古今中外都存在，在房地产行业这种现象尤其普遍，可以说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如果没有点政府背景是不可能在这个行业内立足的。但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加入世贸，许多事就必须按照游戏规则来办，操作起来就越来越难了。
而靠“诚信”立足的晋商模式，则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通行无阻的，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经济和国际接轨后，“诚信”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前几年吃了不少不诚信的亏，像在俄罗斯的鸡毛羽绒服事件，就使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的信誉大跌，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制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里，钱赚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有更多的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另外也因为性格的缘故，王兴安这几年来对赚钱的热情已经不是很高，更看重的是一件事情对自身能力的挑战，所以在这个小区的建设上，他希望做出个精品，做出得诚信来。对于王兴安的想法，李远方是非常赞同的，所以说我力所能及地帮你和那些人争论一下。对李远方的口才，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王兴安很放心，王梦遥对李远方则是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路上王兴安大致地说了些情况后，李远方心中也已经有了点底。